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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院“钱塘学者”讲座教授顾彬谈对中文写作的思考

在语言之维重思中国文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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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1827年1月31日,在与爱克曼的对谈中,德国人歌德最早提出了“世界文学”的概念:“我相信,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,所有的民族都对此表示欢迎,并且都迈出令人高兴的步子。在这里德国可以而且应该大有作为,它将在这伟大的聚会中扮演美好的角色。”当时,德国公国林立,300余个公国间壁垒重重,更鲜有对外交流。

  翌年,歌德补充道:“这并不是说,各个民族应该思想一致;而是说,各个民族应当相互了解,彼此理解,即使不能相互喜爱,也至少能彼此容忍。”

  相互了解,彼此理解,不喜爱也应容忍——歌德的“世界文学”构想,在世界不同文化之间搭建起共同对话的可能。

  时隔近两个世纪之后的今天,德国汉学已逾百年,德国也在百年间发展成为欧洲汉学的重镇,一代代汉学家们沿袭歌德的传统,不断为中国文学、文化提供新鲜的观察视角,同时丰富着自身语言文化和世界文学的维度。

  在这场“伟大的聚会”中,德国的确扮演了“美好的角色”。而德国汉学家顾彬,正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。

  研究古代典籍,译介中国诗歌,组织编写中国文学史,用中文向中国读者介绍欧洲文学,现年72岁的顾彬不曾有一刻停止思考:语言究竟是什么?什么样的中文才是好的中文?判断文学作品的标准是什么?理解和误解的本质是什么?两者的分野何在?

  在半个世纪的研究和反思过程中,他逐渐理清了语言的本质属性和其间蕴含的时间意义:语言不是一个结果,而是一个过程,它并非思想的工具或载体,而是思想本身,它不止于今天,还记录了昨天、透露着未来,语言需要记忆,仅仅言说今天的语言是缺少张力和索然无味的。

  中文亦然。它并非一个静态的结果,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;它与历史记忆相连,涤荡在苍茫的时间之流;也曾见证时代的起伏跌宕,一路行至眼下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;它跨越地区与国家,偶尔驻足于另外一种文化或民族,在现实世界的建造之外开辟一片思想疆土。

  今日,明天,它会如何?又将向何处去呢?


        顾彬今年72岁了,他的诸多同辈学者皆已仙逝,他却每天骑自行车在京城的马路与胡同间穿行,每周到绿茵场上踢足球,周末背上背包,一个人到京郊爬山。

       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幢砖红色的教学楼里,满头银发的顾彬把日子过得极为缓慢。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,每个学期开一到两门课,其余的时间都用来“工作和思考”;偶尔用汉语写诗,和同事学者、诗人朋友交谈,聊的大多和中国文学、文化有关;养一盆学生送来的蝴蝶兰,成瓶喝白酒;傍晚就站在办公室窗前,远眺夕阳下镶了一层金边的西山剪影,“它早上跟我打个招呼,晚上请我看日落”。说话也缓。

        然而在宁静的校园之外,顾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声屡屡搅动文坛和学界,曾引发一众学者和作家的“讨伐”和“抨击”。2006年12月11日《重庆晨报》的《德国汉学教授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》一文,经由媒体有失偏颇的报道和网络传播,将顾彬推至舆论批评之巅。之后诸如“中国译者的问题在于母语不够好”、“中国作家胆子小”、“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”等言论,让顾彬以类似“闹剧”的方式闯入大众视野。

        而在国内学界和文坛的纷杂之声背后,那个终生致力于汉学研究的汉学家顾彬;组织编写十卷本《中国文学史》的文学批评家顾彬;翻译过百余部中国的诗歌、散文、小说,并译介到德国的翻译家顾彬;出版过数部诗集、热衷于诗歌创作和评鉴的诗人顾彬,诸多身份与努力大都不为人所知,甚或被无视。

        大约是被误解太多,如今顾彬会在讲话时突然停下来,一字一顿强调:“可能,我说的是可能。”“这个还需要研究。”反复确认,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?”为找到更确切的词句,他双目紧闭,低头陷入沉思,眉头间的皱纹蹙叠起来,流露出忧愁痛苦的神色。

        只有在谈及诗人杜甫时,他才大笑起来,抓起桌上的白酒,灌了几口:“奇怪吧?四十年之后,我终于明白了他的眼泪。”


从神学转向汉学

“我想去寻找真正的屋顶”


        1945年12月17日,在德国北部威悉河支流阿勒尔河畔的小城策勒,沃尔夫冈·库宾(Wolfgang Kubin)出生。那时,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三个月。战争在顾彬家附近的森林中遗落下大量炸弹、枪支、子弹、军用炮,儿时的顾彬就在这些武器中间奔跑、玩耍。

        上世纪50年代,德国流行一句口号:孩子应该跟克虏伯(Krupp,为德国军队制造大炮、装甲车、坦克、潜艇和各种轻武器的工厂)的钢铁一样硬。在这种教育之下成长的顾彬,一直学不会流眼泪。近几年,周围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去世,他会难过,可仍没有眼泪。他也因此一度不喜欢杜甫,因为“男人应该和李白一样,是不能哭的”。

        顾彬的父亲参加过二战,负责在飞机上拍摄地面照片。在小说《半场爱》中,顾彬写下他童年的一段经历:在家中的阁楼里,他发现了一个主人不明的日记本,其中记录了主人去往中国的故事。这是顾彬与中国的初次相识。

        二战前后,“德国集体罪责”的思潮开始在英美两国悄然兴起。为推动德国民众反思屠杀犹太人的罪行,美国军方推出“反亲善政策”,其内核是“集体罪责”的观念:全体德国人都须为纳粹罪行承担责任。

        “美国人给我们带来的再教育给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,德国的历史变成我们个人的历史,虽然我生于战后,他们还是说是我们杀的犹太人,我们有责任,到现在还是这样。”顾彬因而深知所谓“时代精神”的“可怕”,但回顾自己的治学之路,仍发现自己“还是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”,比如上世纪中叶风靡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。

        1966年,从德国高级文科中学毕业后,顾彬进入明斯特大学主修基督教神学。那一年,在遥远的中国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为了解这场“革命”,顾彬“第一次有规律性地看报纸”,在神学院读到的每份报纸都让他“变得更忧心”。他也渐渐发现,在神学里不仅“找不到‘人’”,而且“不能像它许诺的那样解答生命的问题”。

        一天,顾彬无意间读到庞德翻译的李白的诗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,后两句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”让他怔怔出神,陷入哲学性的思考:“船不见了,它还在吗?我们看不见的,还在吗?孟浩然走了以后,我们以为他还在,又如何证明呢?”


        不甘受时代精神的裹挟,却又难以抗拒时代精神的影响,顾彬于是一头扎进书本:“我们从书本里来,相信的是古书,而不是什么所谓的时代精神。直到今天,我也不相信。”从那一刻起,他每日穿梭于明斯特普林齐帕尔广场,穿过一个箱包店,爬上陡峭的窄木梯,去汉学系上课,跟随德国汉学家司徒汉学习古代汉语。

        汉学和仅存于古书里的渺远国度,为顾彬彷徨的青年时代掘开一道出口,阳光和风进来了。

        在明斯特,顾彬读到《孟子·告子》中的一段:“牛山之木尝美矣,以其郊于大国也,斧斤伐之,可以为美乎?是其日夜之所息,雨露之所润,非无萌蘖之生焉,牛羊又从而牧之,是以若彼濯濯也。人见其濯濯也,以为未尝有材焉,此岂山之性也哉?”

        当时,这部古代典籍因“封建反动”在中国受到批判。而在顾彬看来,孟子关于牛山的一问在语言上无疑是美的。这个无从解答的困惑让他“变得沉默”。

        1968年夏,顾彬离开明斯特,前往维也纳学习中文,一年后转入波鸿鲁尔大学主攻汉学,师从德国汉学家霍福民(Alfred Hoffmann)。古典汉学的训练使得他脑海里的中国逐渐成型——“一个古老、永恒、遥远的中国”。课堂上描述的北方之都——颐和园、颐和园的拨弦古钢琴、曲线的屋檐,使他决意前往中国,“寻找真正的屋顶,树叶丛生的曲线屋顶”,那是他一生“向往的一种典范”。


中国往事

“一个人沉湎于大家不想知道的过去”

  

        1974年,利用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提供的机会,顾彬终于来到中国,在北京语言学院(今北京语言大学)学习现代汉语。深秋,他来到老师霍福民口中的颐和园,绕着昆明湖走过凤凰墩,经由绣漪桥,去到西堤的柳桥和镜桥看鸟。那时的颐和园安静寂寞,远没有今天熙攘的游客。顾彬坐在河岸边,喝着三毛钱一瓶的五星啤酒,“看日落,留在那里,享受黑暗”,第一次感觉“找到了自己”。

        “七八十年代的北京是自行车的天堂。汽车不多,路好走。人很慢,山很慢,太阳很慢。什么都慢。不光慢,也不太亮,因为电不够用。1975年,七点钟之后的北京是黑色的。”顾彬最后一次在昆明湖看完日落,踩着脚踏车回去,他确信自己“不会再来了”:“西山的最后一缕光,讲的是另一种语言——一种徒劳的语言:我走,你来,我们没有时间了。”

        三十余年后,已从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退休的顾彬,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任全球史研究院特聘教授。虽然西山就在他的窗外静卧,当年它向他讲述的语言却成了真。“那时我们对北京的低矮平房、周边的稻田地、清皇陵都很熟。以前过马路时,我们总是抬头看天,俯首看地,凭此认路,轻车熟路。”他摇着头:“一切都变了样。”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而起,香山玉泉峰和香炉峰之间修起了高速公路,颐和园入口桃树林下建好了宽阔的马路,圆明园的寺庙被粉刷一新,老胡同和四合院所剩寥寥。

        “现在的北京太快了。有中国朋友对我说,你们欧洲太古老了,太慢了。他们说得对,但我们是故意慢下来。慢自有它的好处。我一直觉得进步很可疑,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意味着毁灭,它是财富的一堵前墙,但很少能带来它所承诺的大幸福。”顾彬称自己是“怀旧者”,喜欢“一个人沉湎于大家不想知道的过去”。

        上个学期,顾彬在北外开了一门“幸福的哲学”课,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人自身。“德国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——生活的艺术(art of life)——人是什么?我们要什么?怎么过好的日子?”

        开课当天,只来了一个学生。

        “现在男孩子娶媳妇一定要有房子有车,无聊死了。中国发展太快了,对人不好,你们60岁之后人就很老了,每天遛狗、聊天,生活完了。从德国哲学来看,中国人失去、丢掉了他们自己,好像根本不考虑自己。”

        顾彬回忆起八十年代,那时的他是“一个穿着不适宜的中国人,而不是一个衣不得体的德国人”,“曾是孔子的反对者,却很喜欢坐在文庙古老的雪松下,任由孩子们抱着他的腿嬉戏。”

        “每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映像。”他解释道。他的心,“更多停留在寺庙内部那些未被触及的东西”。

  

理解即误解

“完全理解另外的人或文化,

是乏味和危险的”


        不管顾彬在多少场合解释,他并没有说过“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”这样的话,反复重申他指的是用“身体写作”的“美女作家”的作品,2006年的“垃圾风波”还是会被反复提及、质疑、批评。顾彬对此的解释是:“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,经常没有被理解成我原来的意思:这个批评同时也是一种对中国当代语言的批评。因为不少中国人认为语言只是一种用来表达内容的工具。但是语言不能像纸包裹面包一样包裹内容,语言本身就是内容。”

        其实在那场风波发生之前,顾彬就在《幻想与幻灭之间》一文中提到过自己“梦想的幻灭”:年轻时想像中国人一样学好中文,像中国学人一样了解中国文化,但“年龄却是不饶人的,年老之后,很多可能性便不再有了”,他最终发现这是“不可能”的,还加上一句,“这样最好”。

        正因为这份略带失意的不可能,才为跨语际、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多视野和可能,才促使更多人研究、寻求不同文化对话的空间。十年前,顾彬想通了这一点。但他仍需时刻面对那些想不通的人,比如说“外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论中国”的人、动辄以“欧洲中心主义”否定他观点的人。“我当然没办法离开我的历史、教育背景和我的母语等。不过,我经常从王国维或宗白华来看中国文学……为什么中国人要求我们欧洲人应该从中国来看中国,但自己老从本雅明或从福柯的观点了解他们的文化呢?难道不是中国人自己才搞他们需要的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吗?”

        顾彬的研究兴趣涵盖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各领域。1990年,上海人民出版社的“中国文化史丛书”出版了他的专著《中国文人的自然观》,学者庞朴评价其“发前人之未发”。受鲁迅影响,他转向现当代文学研究,主持翻译出版了德文版六卷本的《鲁迅文集》。为在德国推广中国文学,从1989年起,顾彬主编了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《袖珍汉学》和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《东方向》两种学术杂志。90年代后期,他频繁到中国交流访学,先后在数所高校用中英文讲授中国和欧洲文化。

        2008年,就在风波发生后的两年,顾彬历时五年半组织编写的十卷本《中国文学史》问世,其中《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史》《中国古代散文史》《中国古典戏曲史》和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》由他亲自撰写。由于当时德语世界尚未有一套完整的中国文学史,这套书一经出版即受到关注。

        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》中,顾彬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之中考察,将三种视角结合起来:站在宗教末世论的角度,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解为一种世俗化的救赎承诺;将作家个体与国家、民族问题联系起来;把中国作家放在知识分子的层面分析。他注意到大陆学界“没有晚清,何来五四”的过渡主义理论,“无法同意那种将从传统到现代看作是连续性过渡的流行观点,而想把这种变化阐释为一种深刻的断裂”。

        2009年6月,在顾彬的推动和主持下,德国波恩大学召开“德国汉学百年”研讨会。1909年,德国汉堡殖民学院创办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所,福兰阁(Otto Franke)任教授并担任所长,成为德国第一位汉学教授。百年来,德国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。


        在开幕式上,顾彬说:“我们这些汉学家在国内基本上处于边缘地位,正是由于我们著作的中译本,才使得我们在中国拥有了比在德国更多的读者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,我们的书在改变着中国。而这是我们在几年前从来不敢想的事情。”


诗歌与翻译

“语言是一个过程,不是一个结果”

  

        “语言是存在的家园。”顾彬常把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这句话挂在嘴边,他习惯将“家园”说成“房子”,这样更“接地气”。学过九年拉丁文、六年古希腊文、五年英文、两年法文、一年日文、大半辈子中文,顾彬承认自己的德文受到这些语言的影响,“是中文,是语言,让我找到我的路”。

        自2011年起,顾彬撰写、翻译十卷本的中国古代典籍,其中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孟子》《庄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荀子》先后在德国出版。因其在学术翻译上的成就,德意志语言和文学科学院于2013年将约翰·海因里希·沃斯奖授予他,这是德国最高荣誉的翻译奖项。

        除古代典籍外,顾彬还投身于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工作,将北岛、杨炼、张枣、梁秉钧(也斯)、翟永明等诗人的作品翻译推荐到德国。

        因对诗歌创作和译介的热情,顾彬和诸多中国诗人都建立了深厚友谊。有中国作家造访德国,他会尽地主之谊,盛情款待,张罗“诗歌朗诵会”,请他们到家中喝酒谈天,还让诗人们借住他在柏林的住所。诗人顾城在1992年3月至1993年4月访学柏林期间,就曾和妻子谢烨搬进顾彬的住宅。1993年10月8日,顾城在姐姐顾乡的新西兰家中,用斧头砍杀了谢烨,而后自杀。顾彬借《碎片——忆顾城、谢烨》一文,悼念两位旧友:“在忧郁者眼中,对绝对的渴望是与一种深层次的意识联结在一起的,以至于一切都显得枉然。”


        顾彬遵守与诗人张枣的约定,于1999年将他的诗集《春秋来信》译成德文出版。2010年3月8日,张枣因肺癌病逝于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。顾彬在祭文《最后的歌吟已远逝》中写:“作为一位诗人,张枣是一个天才。然而,不幸的是,他并没有充分发挥他的天资。他沉溺于饮酒和林地漫游。我们因此结交,我们也因此分离。”


        时至今日,顾彬依然坚持用中文写作,虽然如今的中文已不再如过去那般优雅迷人:“电视的、街头的、网络的语言,多半是单调而乏味的;陈旧的、过时的、老套的语言,也无从连接当下的现实。这些都不应是文学的语言。”

        但他选择不再批判,就像他选择重新爱上杜甫的诗一样。

        “我们应该宽容一些。我过去的批评有点过分,因为我都是从鲁迅的标准来看中国文学的。这可能是错的。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语言,我们喜欢或不喜欢,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”


本文整理自新京报书评周刊B01-03版。作者:张畅;编辑:张畅、宫照华、张进。

原文链接:http://epaper.bjnews.com.cn/html/2017-11/04/content_700375.htm?div=0








发布时间:2017.11.06 | 点击:71